? 周瑾艷
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
【導讀】近年來，國內外一些評論者認為，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新型全球化體系正在形成。但有不少問題待解：如何理解它的“新”？核心競爭力是什么？中國具體扮演什么角色？新型全球化體系和舊有全球化體系之間有何關系？
本文是《文化縱橫》10月刊“重構全球化”專題中的第三篇。文章基于中西方對非發展援助政策的差異，呈現一種以中國為核心要素的新型全球化圖景。作者指出，中國的發展援助政策可概括為“生產性援助”。當歐美發達國家把治理作為非洲發展前提，將大量資源投入社會部門時，中國則以生產性援助為重點，把自身資金、技術、市場與非洲聯系起來，強調發展優先，推動非洲經濟轉型。
這一方式對中國也至關重要，而且隨著中國生產性援助的深入發展，南方國家內部將形成一個獨立的發展要素循環體系。必須認識到，這意味著全球秩序正邁向一個新時代。當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將世界帶向逆全球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南方國家正謀求從技術、貨幣、安全、供應鏈等方面減弱對西方的依賴，推動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新型全球化會走向何方，是我們必須思考、回答的時代之問。
為了非洲的自主：
發展優先的生產性援助
▍國際發展合作的趨同和分流
國際發展中有關援助的爭論從未停止。主流的北方國家對于南方國家的發展援助，歷經70多年的理念和實踐變遷，實現了從20世紀40年代以意識形態和政治戰略為主導的“對外援助”到20世紀60年代契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需要的“國際發展援助”，再到以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為標志的“國際發展合作”的轉變。
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回應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日益提升的自主意識，除了概念演變，北方援助國在援助的統計方法、伙伴關系塑造等方面對國際發展合作體系進行了自我修復。一是構建發展合作伙伴關系，將“對非洲”的發展合作政策在修辭上轉變為“與非洲”一道協同努力。二是進行了援助有效性改革，從2002年到2011年簽署了《蒙特雷共識》《巴黎宣言》《阿克拉行動議程》和《釜山宣言》等國際協定，提出“發展有效性”的改革目標。三是嘗試超越“官方發展援助”（ODA）概念，引進可持續發展官方支持總額統計（TOSSD）概念，擴大對于發展資源和內涵的認識。四是“解放思想”，嘗試學習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與非洲合作的方式，試圖彌補傳統發展援助重視社會和治理領域、忽視生產和投資領域的缺陷。例如德國提出了“對非馬歇爾計劃”和“非洲契約”，美國提出了“繁榮非洲”計劃。
中國結合援助、貿易、投資的新型發展合作方式引發西方學術界和政策領域的激烈辯論。事實上，自2009年成立中國-發展援助委員會研究小組以來，中國與北方援助國已在實踐中相互學習和影響。為了與國際通行概念接軌，中國在政策文件和機構設置中采用“國際發展合作”。2018年，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成立，此后中國財政部公布的中央本級支出預算表中除了“對外援助”，還列出了“國際發展合作”一項。繼2011年和2014年兩度發布《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后，2021年初中國發布了《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為回應北方援助國對中國援助“重硬件、輕軟件”的批評，中國將“小而美、惠民生、見效快”的民生項目作為對外合作優先事項，并提供治理援助。
然而，自2019年歐美將中國定位為“制度性對手”以來，西方炒作的“債務陷阱論”“新殖民主義論”令中非合作再次受到爭議。在大國博弈的背景下，發展合作和非洲面臨成為地緣政治博弈新場域的風險。
傳統國際發展合作與新型國際發展合作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對非洲國家的道路探索產生了何種影響？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應往何處去？本文將從兩個視角對以上問題展開思考，一是探討北南國際合作體系與中國新型國際發展合作的底層邏輯，二是從非洲自主性的視角，結合盧旺達和埃塞俄比亞的案例進行反思。
▍兩種發展思想與援助路徑
中國主導的新型國際發展合作與北南援助的底層邏輯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其發展思想之爭主要體現在“發展與治理”之間的關系。西方認為實現良治是非洲發展的前提，而中國則堅持發展優先。在各自發展思想的引領下，中國與北方援助國對非洲的發展合作政策代表了生產性導向和治理性導向兩種發展路徑。
（一）“先治理，后發展”與治理性援助
西方秉持“先治理，后發展”的發展觀，將發展問題歸結為非洲國家內部治理不善，因此，西方對非洲的發展政策幾乎等同于援助政策，大量的援助資金被投入治理和社會領域。20世紀50和60年代，西方曾將資本和增長視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投入大量貸款和技術援助支持非洲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及工業化和現代化。20世紀70和80年代，世界銀行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一度達到其信貸總額的50%。[4]自20世紀80年代轉向新自由主義之后，西方逐漸放棄了硬件援助，轉向社會項目等軟件援助。20世紀80年代，美國出于冷戰的考慮，推行結構改造方案，實施附加條件的援助，強制非洲接受經濟自由化和西式民主，減貧和社會部門發展成為當時北方集團盛行的教義。結構改造方案導致非洲交通基礎設施狀況嚴重惡化。[5]20世紀90年代，北方援助集團認為良治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推行以治理為導向的援助。進入21世紀以來，“千年發展目標”“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點仍是以治理為導向的社會減貧、結構調整、良治貸款和氣候援助等。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2019年最不發達國家報告》，官方發展援助中約70%用于社會部門，僅約20%～25%用于生產部門。
在過去40多年中，盡管非洲國家追隨著“先治理，后發展”的西式藥方，但非洲的現代化發展并未到來。其一，由于最初啟動安全、治理建設的資源來自外部，缺乏資源的內生性和可持續性。[6]其二，將發展問題歸因于非洲國家的內部治理，遮蔽了對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的公平合理性的追問和反思。
（二）“發展優先”與生產性援助
中國認為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堅持發展優先，以發展促治理。中國的對非援助集中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兼顧發展、改革和穩定的經驗與理念。面對困擾非洲的發展、治理與安全難題，西方藥方的排序是“治理、安全與發展”，治理與安全成為發展的前提條件。中國則從中國式現代化經驗出發提出了中國的全球治理方案，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文明”即西式語境中的“治理”）的相繼出臺凸顯了中國堅持發展優先、統籌安全與治理的發展觀。
中國主導的“生產性援助”注重提高非洲生產能力，利用無償援助、政府優惠性質貸款等助力非洲發展，并撬動私營資本共同助力非洲的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增長。[7]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開發銀行的舉措，以及中非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都意在推進生產性投資。而生產部門和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正是非洲等廣大后發國家在現代化和工業化道路上面臨的最大瓶頸。以交通基礎設施合作為例，自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中國企業為非洲新增和升級鐵路超過了1萬公里，公路近10萬公里，累計創造就業崗位超過450萬個。
（三）援助的國內政治經濟學
援助路徑的差異背后除了發展理念的差異，還有中國與傳統援助國國內政治經濟學和經濟結構的不同。
其一，北方援助國偏好援助非洲社會部門，因為項目所在地識字率的提高、女童升學率的提升、瘧疾人口的減少等效果是可以直接測量和評估的，對援助國國內選民來說是更直觀可視的。相比之下，中國的生產性援助盡管從長遠看將提升非洲的自主發展能力，但周期更長，效果評估也更困難。因此，西方援助的路徑依賴決定了其難以將援助用于生產部門。以德國為例，德國經濟合作與發展部的2030戰略明確將促進對非投資和經濟領域的合作確定為德國對非發展援助戰略的重點，這一發展合作范式的轉變卻遭受了發展政策和人道主義援助組織(VENRO)的批評，認為“雙邊發展合作過于注重促進投資，忽視了減貧和社會發展的風險”[8]。
其二，中國與北方援助國對非援助政策的差異與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及國內產業結構有關。1947年以來美國的產業結構逐步軟化，金融、保險、地產等行業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超過制造業成為最重要部門。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制造業進一步向教育服務、衛生保健和社會救助等服務業轉型。目前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逾70%，以制造業著稱的德國服務業占GDP比重也超過60%。因此，北方援助國雖試圖推動對非貿易和投資，但教育、醫療等社會部門和治理援助仍占北南援助的絕大多數。
（四）生產性援助的非洲意義
北南援助注重社會領域，卻沒有與非洲國家自身的工農業發展發生太多的關聯，教育援助大多用于培養親西方的治理人才，技術人才缺失或難以匹配合適的就業崗位，因此難以推動非洲國家的結構轉型和自主發展。而中國對非洲乃至世界發展的特殊意義在于，作為全球最大的生產性經濟實體，中國最有可能支持對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性投資，抵制新自由主義，幫助非洲跳出發展條件論、自主參與到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
其一，經濟結構向高附加值部門轉型是發展經濟學早期和持續關注的焦點，但近幾十年來一直被傳統援助國漠視，在中國生產性援助的努力下，結構轉型又重獲重視。
其二，中國生產性導向的國際發展合作激發了在非洲進行生產性投資的世界浪潮。美國學者唐斯對中非電力合作的研究指出，中國在非洲建造的電廠“促進了外部投資者和發展融資者對非洲看法的積極轉變” [9]。美歐相繼提出 “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門戶”“全球基礎設施伙伴關系”等倡議，對基礎設施的重視達到新高度。西方的一系列倡議被認為是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制衡，但從非洲的視角出發，若美歐倡議真能落實，非洲面臨的發展瓶頸將更快得到破解。
其三，中國與非洲對生產性部門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的優惠貸款幫助非洲拓展了產業鏈，并進一步向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攀升。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中國非洲研究中心基于2000～2018年間接受過中國和世界銀行發展貸款的35個非洲國家的數據集的研究表明，中國提供的貸款多用于交通運輸和信息通信兩大領域，有效減少了非洲國家在全球生產網絡間投入的交易成本和時間，顯著增加了非洲國家對中間產品國際貿易的參與程度。
▍兩種發展思想與援助路徑
從非洲國家的視角出發，國際發展合作對其發展仍然是重要的。非洲諸多國家的政府機構也多設置有“國際合作部門”：比如，埃及設有專門處理發展合作事務的“國際合作部”，另有二十多個非洲國家設有“外交與國際合作部” （如南非、贊比亞等）或“經濟、計劃和國際合作部”（如塞內加爾、乍得等）。
國際發展合作已內嵌于非洲大部分國家的治理模式與機制中。而非洲國家在適應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方式的援助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培養出了“適應援助”的文化：即熟悉不同援助的話語和原則，以應付援助方的評估和監測。這是非洲提升自主性面臨的現實狀況，也是中國在非洲共建“一帶一路”所處的環境。不理解非洲國家的“援助悖論”，就無法真正理解其發展道路的選擇。例如，盧旺達和2018年政局變遷之前的埃塞俄比亞都被視為非洲成功的典范——這兩個國家既是西方視野中的“援助寵兒”，同時又保持了與中國的密切合作和高度獨立自主性。
（一）盧旺達的“援助分工”
在經歷1994年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后，卡加梅總統領導盧旺達人民勵精圖治，實現了政局長期穩定和經濟快速增長。2020年，盧旺達發布了《2050遠景規劃》，旨在到2035年把盧旺達建設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到2050年把盧旺達建設成為高收入國家。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盧旺達2022年GDP仍增長了8.2%，成為非洲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一。盧旺達干凈的街道、廉潔的政府、對非盟和全球事務的雄心無一不給到訪者留下深刻印象。
援助深刻嵌入在盧旺達的發展決策中。盧旺達每年接受的官方發展援助仍超過10億美元，占其財政預算的比例逾50%，2020年甚至高達74.2%。盧旺達設有“外交和國際合作部”，援助事務和外交事務同等重要、相互交織。北南援助也十分深刻地塑造了盧旺達的治理文化，從政府官員到NGO從業人員，大多將盧旺達的發展歸因于“良治”。
那么，盧旺達是如何在接受大量援助的同時保持自主性，又是如何處理發展與治理、北方和南方伙伴國關系的？作為受援國，盧旺達在協調援助、提升援助有效性方面有諸多創舉。首先，盧旺達強調所有的外部援助（包括北南援助和南南援助、雙邊和多邊援助）都應契合盧旺達本國政府確立的優先事項。2008年，盧旺達進行了“援助方摸底”(donor mapping)，發現醫療衛生等部門的受援比例過高，交通運輸等部門受到的援助則不足。因此，盧旺達政府于2010年初向發展伙伴小組提交了一份“分工提案”，并要求每個援助國將援助部門限制在3個以內，以避免援助的碎片化。隨著國家戰略的調整，盧旺達政府分別于2013年和2020年兩度修訂了援助分工提案。
其次，盧旺達政府統一制定援助實施政策，由各政府部門共同執行。援助方的所有活動都由強勢部委財政和經濟計劃部負責協調，其他各部委無法與援助方保持特殊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援助文化對官僚機構的滲透。
此外，盧旺達政府自主設計了評估援助方業績的框架，以此衡量援助方的績效和不足。此舉改變了評估由經合組織援助委員會國家為了監督受援國自上而下制定實施的慣例。
從援助的視角反思盧旺達的成功經驗，以下幾方面是關鍵：第一，卡加梅總統及其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的領導力，帶領這個國家完成了民族和解，保持了長期的政局穩定；第二，盧旺達遭受的傷害和西方的負罪感為盧旺達作為受援國的自主性創造了空間；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盧旺達選擇了以現代服務業為導向的知識型經濟作為轉型目標，而非大部分非洲國家所選擇的以制造業轉型為主的工業化道路。營商環境、政府治理水平、公共服務對旅游業、會議經濟等服務業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而這正是北南援助投入的主要領域，即“發展的前提條件”，盧旺達的國家發展戰略契合了北方援助國對治理的援助偏好。
作為盧旺達的南方伙伴國，中國則是對基礎設施、制造業、農業、貿易和投資等社會經濟領域的項目提供支持，“千山之國”70%的現有道路是由中國修建的。作為盧旺達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中國在盧旺達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占很高比例。中國的生產性援助與北方援助國的治理性援助在盧旺達形成了“北方重點關注非洲治理和社會發展，中國則更多通過生產性合作和基礎設施投資支持非洲發展”的分工。
（二）埃塞俄比亞的“結構轉型分工”
1991年至2018年之間的埃塞俄比亞（以下簡稱“埃塞”）政治相對穩定、經濟高速增長，被稱為非洲崛起的樣板。埃塞政府高度重視本國工業化發展進程，鼓勵發展出口導向型和進口替代型工業。埃塞“內生經濟改革計劃”和“埃塞：非洲繁榮的燈塔”十年發展規劃（2020/2021至2029/2030財年）將制造業作為重點發展產業。自2005年至2019年，埃塞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2%。
其一，埃塞政府以發展為中心，通過建設基礎設施、發展職業教育開發人力資本吸引生產性投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2010年，埃塞集中精力將外商直接投資吸引到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生產部門，此后，流入埃塞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五分之四投入到制造業部門。
其二，中國為埃塞的生產性領域提供了大量投資。埃塞深刻認識到將資源投入到西方認為發展所需的前置條件中無助于解決非洲的結構性問題，“改善商業環境至關重要但還遠遠不夠，生產性投資需要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力資源以及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10]。作為埃塞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工程承包方和最大的投資來源國，中國的新型發展合作遍及埃塞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埃塞的第一家工業園、第一條高速公路、城市輕軌、亞吉鐵路，以及數之不盡的公路、電站、工廠都是與中國生產性合作的結晶。
其三，中國與北方國家在埃塞的結構轉型中形成了兩個層次的分工互補。在宏觀層面，美國的《增長與機遇法案》（AGOA）與歐洲的“除武器外全部免稅”政策提供的優惠貿易條款促進了埃塞紡織品的出口和輕工業的發展。在微觀層面，中國與埃塞的合作推動了農業加工產業園和工業園區的建設，為埃塞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然而，因提格雷軍事沖突，美國于2022年1月以人權等價值觀原因終止了埃塞的AGOA受惠資格，埃塞的紡織服裝業受到嚴重打擊，結構轉型陷入困境。始于2000年的AGOA本應成為美國“超越援助”、促進對非投資和貿易的最重要的創舉，但由于根深蒂固的發展條件論，AGOA淪為西式民主和治理的工具。
盧旺達和埃塞的案例展示了非洲國家不同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國鼓勵和支持非洲國家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并與北南國際發展合作形成分工互補，共同促進非洲的發展。但當美歐認為非洲國家偏離西方范式時，援助即成為政治工具，中美的分工互補也被打破。
▍全球發展倡議和雙循環2.0版
2021年9月，習近平提出“全球發展倡議”，這是對中國倡導和實踐的新型國際發展合作的理論升華，也是中國超越國際發展合作體系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全球發展倡議的理念內核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經驗，在三大核心理念上區別于北方援助國。（表1）其一，堅持發展優先，生產是發展的基礎，有別于北方國家的治理優先。其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有別于北方援助國的資本導向和個人主義。其三，堅持非洲國家的自主權(agency/autonomy)，有別于北方國家的援助“項目所有權”(ownership)。
對于如何超越援助，中國與北方國家交出了不同的答卷。北方國家試圖在國際發展合作體系的框架內進行自我修復，其內核仍是以治理作為發展的先決條件。中國的全球發展倡議堅持發展優先，其基石是中國自身發展改革穩定的經驗與國內產業結構中生產性部門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優勢地位。以治理為導向的北南援助并未打破北方援助產業的閉環，甚至加固了南北鴻溝；中國以生產為導向的發展合作則推動非洲參與到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的分工中，形成了中國資金、技術與非洲生產性領域的經濟循環。
我們可以把當前以北方國家援助政策為主導、中國生產性援助為輔助的國際發展合作格局稱作雙循環1.0版本。一方面，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與美歐發達國家之間仍保留著以美歐為主導的傳統經濟循環；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與亞非拉國家之間通過貿易、投資、產業轉移形成新的經濟循環，[11]中國的樞紐地位使得傳統的中心和制造業秩序發生了“裂解”，[12]但整體上依附于美歐為主導的傳統經濟循環。
其一，在這一模式下，一旦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偏離西方現代化模式，美歐便以援助為籌碼施壓。以即將于2025年到期的AGOA為例，該法案是否繼續實施取決于美國的國內政治及其對非政策，而埃塞和南非因政治原因已被中止優惠資格或接受資格審查。非洲能否繼續從對美出口中獲益面臨不確定性，這影響了非洲長期發展戰略的制訂和實施以及中非在生產性領域的合作。
其二，非洲國家迫切希望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分工中進一步向上邁進。在雙循環1.0版本的發展中國家價值鏈環流中，中國主要向非洲出口工業制成品，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非洲國家則向中國主要出口初級產品。隨著非洲自主性的增強，非洲不僅希望從中國承接低端制造業，也希望融入技術密集型全球產業鏈?！堵摵蠂Q發會議2023年非洲經濟發展報告》探討了非洲成為汽車、手機、可再生能源和制藥等高技術領域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的潛力。
出于非洲國家的自主性需求，雙循環2.0版本正在浮現，且將在非洲現代化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為了應對北方國家因政治因素導致的經濟不確定性，中國通過金磚國家和二十國集團擴員等機制支持在全球南方形成多個經濟引擎，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例如，2023年8月擴容后的金磚11國中既有富裕的能源大國，也有中等收入的工業化大國，還有經濟水平較為落后但致力于工業化的3個非洲國家。同1.0版本的核心區別是，在2.0版中，基于南方國家內部的經濟規模差異、經濟發展階段差異和比較優勢的差異互補性，以往只有在北南經濟關系中才能獲得的資金、技術、市場、產業鏈等發展要素，現在全球南方內部就可以進行對接，非洲可以在南方國家的支持下實現經濟轉型。在雙循環2.0版本中，中國將扮演核心且重要的角色，支持非洲區域經濟體成為經濟循環中的自主發展引擎。目前，涵蓋非洲54國和12億人口的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已正式實施，非洲次區域組織相互協作也不斷加強。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簡化了區域市場準入，有助于非洲區域內產業鏈的形成。
隨著雙循環2.0版本的建立，中國的生產性援助將從支持非洲生產性部門轉向助力開拓以中國和新興經濟體為中軸的產業鏈人員鏈，提升非洲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勢。第一代生產性援助始于20 世紀60~70年代，幫助非洲國家建設了糖廠、水泥廠、紡織廠、木材加工廠等生產性項目，但在向非洲“交鑰匙”后大多數項目經營陷入困境；第二代生產性援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用于非洲基礎設施、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等，但項目主要基于非洲國家的需求和請求，較為分散，難以形成合力；正在轉型中的第三代生產性援助將推動以全球南方為依托的非洲產業鏈人員鏈的構建。例如，中國重汽與非洲最大的工業集團之一、水泥巨頭丹格特公司在尼日利亞合資汽車裝配廠，助力尼日利亞走上自力更生的汽車組裝道路。又如，自2011年以來，傳音集團在埃塞銷售的每一部手機都在亞的斯亞貝巴郊區組裝，并逐漸帶動了非洲本土手機產業鏈的興起。
為了支持非洲區域產業鏈的形成，中國宣布發起“支持非洲工業化倡議” 和“中國助力非洲農業現代化計劃”，調動中國對非合作資源和企業的積極性，支持非洲發展制造業，實現工業化和經濟多元化；推動援助、投融資等資源向工業化項目傾斜。圍繞產業鏈的建設，中國還將實施“中非人才培養合作計劃”以打造人員鏈，每年將為非洲培訓500名職業院校校長和骨干師資，培養1萬名“中文+職業技能”復合型人才，邀請2萬名非洲國家政府官員和技術人才參加研修研討活動等。這三大舉措涵蓋非洲實現現代化迫切需要的領域，也是中國以實際行動支持非洲成為自主發展引擎。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確實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這種選擇不同關于“二戰”后東西方對峙時期美蘇競相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選擇。當時接受西方援助的國家往往同時引進資本主義的制度模式，而接受東方援助的國家則學習社會主義的制度模式。[13]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表明，生產性而非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是發展成功的關鍵。制度和價值觀之爭無益于非洲的轉型發展，更不可能提升非洲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反之，只有控制地緣政治風險才能為非洲國家的結構轉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開拓以中國為中軸的非洲產業鏈不同于發達國家與南方國家之間的中心-外圍本質，而是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對接中非雙方的發展需求，推動非洲的工業化和結構轉型。雙循環2.0版并不是封閉和排他的。埃塞和盧旺達的案例表明，如果北方國家能夠放棄政治條件，尊重非洲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共商共建共享非洲發展，傳統國際發展合作與南南合作在非洲仍能形成分工互補的格局。第三方市場合作、全球發展倡議都為北方國家參與雙循環2.0版本、共同推動非洲發展提供了可能。
展望未來，非洲擁有全球能源轉型所需的大量關鍵礦產資源、不斷增長的年輕人口和逐步一體化的區域市場，其潛力的發揮需要大量投資以發展生產制造能力，形成工業生態系統，并突破非洲供應鏈碎片化的制約。中國應繼續秉持生產性導向，不能過早轉向服務化和去工業化，以配套完整的產業體系為非洲經濟轉型提供持續動力；借助“金磚+非洲”“G20+非洲”等全球南方機制，以新型國際發展合作開拓以中國為中軸的跨國產品鏈、產業鏈、價值鏈，[14]從傳統的援助加貿易投資走向以市場為基礎的產業鏈、價值鏈合作；同非洲國家交流經驗時，中國應淡化價值觀交流，聚焦具體部門和行業經驗，以中立姿態潛移默化地傳播中國的發展觀；最終協助建成非洲區域產業鏈價值鏈，推動非洲大陸自貿區成為雙循環2.0中的自主發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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